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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刚需捆绑”挡住他人归乡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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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委王金平与陈其迈不时交头接耳。(中评社 洪德谕摄)  

中华科技金融学会25日举行区块链应用论坛,除了身兼此学会的理事长王金平出席外,陈其迈也担任嘉宾出席,与会者还包括台企银董事长黄博怡、合作金库董事长雷仲达等人。 

一般国民党、民进党政治人物出席活动时,常是“王不见王”一前一后避开同时现身,不过这场活动,王金平、陈其迈则是一同上楼步入会场。论坛进行过程,两人不时交头接耳,展现两人的好交情。 

受访时,陈其迈先是礼让前辈王金平先讲,过程中也在站一旁,并未先行进入会场。当王受访完时,陈其迈则是主动向前告知晚点进入会场,身为中华科技金融学会理事长的王金平,则是为了等待陈其迈受访完,特别将论坛延后开始,等待陈其迈受访完毕。 

在致词的过程中,王金平,陈其迈也透过这个机会不约而同相互肯定彼此,王金平提到,陈其迈当任“行政院副院长”后有好的表现,各界对于陈的印象也是相当进取、非常能够接地气。 

至于陈其迈,则是提到虽然与王金平是不同党派,但王金平看着他长大,是他非常尊敬、尊重的对象,王金平是永远大家长、台湾公道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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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迈礼让政治上的前辈王金平先受访。(中评社 洪德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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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坐在阮昭雄身旁,两人并没有特别的互动。(中评社 郑羿菲摄)  

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25日顶着烈日出席“台北市长兴净水厂太阳光电”启用典礼,一边挥汗、一边讲台北光电发电效率比中南部还高,而出席的台北市议员就包括民进党阮昭雄、中国国民党郭昭岩及无党籍杨静宇。其中,阮昭雄更是民进党初选阶段,担任蔡英文阵营发言人,两人互动也成为观察点。 

阮昭雄先抵达会场,坐在座位上等候,而柯文哲到场后,反而先跑去看太阳光电面板,才回来与各位贵宾、市议员握手,柯、阮握完手后隔邻而坐,而因天气燥热,阮昭雄还笑着拿起手中的“冰开水”,似是提醒柯文哲多喝水,但柯文哲只看了一眼并没有特别的反应,继续低头看资料,柯、阮两人并没有特别的互动。 

虽然柯文哲上台致词唱名贵宾时,并没有漏掉阮昭雄的名字,但柯受访时似乎并不相信“民进党不恶意攻击柯文哲”的说法,反而一直打趣说“民进党是安抚麻醉药”、“他们会放狗咬人,不过放狗还好,放老虎就很麻烦”。 

阮昭雄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卓主席的谈话,代表了党中央、党员的立场,而民进党台北市议会党团的立场,基本上就是监督市政的角色,从过去以来都没改变,都是就市政、论市政,而党团每个成员也会依据各自问政风格,会有不同的呈现。他强调,“过去也没特别攻击柯市长啊”,虽然2018年民进党自提人选,这部分当然会有竞争关系,但整个议会的状态是就事论事。 

至于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即将在3日举办,阮昭雄提醒,柯市长要自己顾虑到台湾民众的氛围,民进党市议员会就事论事监督,但我们也没义务要帮忙柯市长与基层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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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长兴净水厂太阳光电”启用典礼。右起阮昭雄、杨静宇、郭昭岩、柯文哲。(中评社 郑羿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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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昭雄。(中评社 郑羿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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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昭雄(中)拿起冰开水,提醒柯文哲(右)多喝水,柯看了一眼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中评社 郑羿菲摄)

民进党占多数的台湾“立法院”临时会日前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网际空间纳入安全范畴,并大幅提高“共谍罪“的刑度与罚金。这样的作法不仅显示民进党当局将加强箝制言论,其实也无异变相操弄”恐中牌“与”反中牌“。

按照新修正的台湾所谓“国安法“,人民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等,提供协助,包括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泄露、交付或传递,以刺探或收集关于公务秘密的文书、图画、影像、消息、物品或电磁纪录;同时将网际空间也纳入安全维护范围。

就事论事,安全当然应该重视,对于有害的间谍也确实需要加强防范。不过,这次的“修法”有高度的针对性,完全是冲着中国大陆。举例来说,“国安法”原本规范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人士刺探、交付、传递应秘密文书、图画或发展组织,外国人与大陆人基本上是一体适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百万元(新台币,下同)以下罚金;“修法”之后,与外国,例如美国人或日本发展组织,刑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得并科三千万元以下罚金;而与大陆地区人民发展组织,刑度则变为七年以上,得并科五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罚金,试问,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

另外,修法后针对“共谍发展组织”的定义,包括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等等,所谓“提供协助”,究竟如何判定?什么程度才叫危害安全?并未明确规定,形同给行政机关无限的自由裁量空间;网际空间纳入国安范围,亦复如此,因为网际空间概念模糊,而且过去并无类似案例,未来如何解释?如何“执法”?都不免有争议;学者之所以批评“打击网络假新闻是幌子,不惜限制言论自由也要维护政权才是真正目的”,其原因正在于此。

说穿了,民进党当局之所以频频“修法”设限,主要就是把中国大陆塑造为“对台湾最大的威胁”,从而加重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恐惧与反感。民进党觉得在选战中打“恐中牌”与“反中牌”有利。然而,这样对台湾真的好吗?

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说法,如果恐惧感足够强大,可以改变先前的政党认同;如果让选民感到核心受到威胁,效果更好。九一一事件之后,2002与2004年共和党胜选,都跟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有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毫无疑问,恐惧是最简单的情感诉求,只要把对手和恐惧绑在一起,加重选民的恐慌和不确定感,就很容易增加选民对本身的认同。尤其是政绩不彰、缺乏凝聚人民的能力时,恐惧感往往就成为政党操纵民意最有效的王牌。从这个角度看,民进党打“恐中牌”与“反中牌”,似乎抓住了选民的心理,就选战策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利器。然而,冷静思考,这样的作法不只是短多长空,甚至是饮鸩止渴。

首先,两岸之间固然并未统一,但血脉相连、同文同种,台湾不可能跟大陆彻底断绝关系;鼓动人民对大陆恐惧,等于把台湾自我封锁,让机会流失。其次,两岸实力相差悬殊,台湾跟大陆较劲的本钱越来越少,蓄意把大陆妖魔化,制造人民恐惧,并不能使台湾壮大,徒然使相互敌意增加。再者,尽管两岸官方不相往来,但民间交流持续不断,更何况大陆对台的优惠政策陆续推出,使得民进党的“恐中牌”与“反中牌”,不但边际效益逐年递减,正当性与说服力也越来越薄弱。

更重要的是,选民也许会因恐惧被欺瞒于一时,却无法永远被欺骗。二十多年来,每到大选,民进党就必打“恐中牌”与“反中牌”,但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可见操弄“恐中牌”与“反中牌”并不是万灵丹,政绩才是硬道理。有鉴于此,民进党再怎么机关算尽,最后也会是徒劳无功。

来源:中国台湾网 


另外,衡量药品的优劣离不开获益和风险的平衡。获益是指药品疗效,风险是指药品的不良反应。凡批准出售的药品都有疗效,也都有不良反应。“阿司匹林能够解热、镇痛、抗炎,抗血栓,但阿司匹林也有出血、促使胃酸分泌多、导致胃糜烂等副作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阿司匹林走下神坛’质疑的是阿司匹林一级预防的获益和风险问题。”刘治军说。

美国心血管病预防的新指南表示,绝大多数人不应该用阿司匹林进行心血管病一级预防,仅建议心血管病高危、出血风险低的50—70岁人群以小剂量应用。

“实际上,以前我们也是按照严格标准给患者用药建议,阿司匹林原本就不是神药。”孙永安表示。

三大研究引发用药争议

刘治军告诉记者,阿司匹林之所以饱受争议与2018年披露的三大研究有关。首先是ASCEND研究,这是在糖尿病患者人群中进行的,有75%的患者使用了他汀药物治疗(他汀药物本身就直接抑制“坏胆固醇”的产生,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降低”了这些人群的阿司匹林治疗获益)。

而且,这些患者没有排除出血高危人群,都给予了阿司匹林的预防。尽管如此,阿司匹林的一级预防仍然有获益,即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但同时增加了出血风险。

“所以ASCEND研究并没有否定阿司匹林的一级预防效果,只是提出了要控制高出血风险人群的使用,减少出血事件。”刘治军说。

第二项研究是ARRIVE,它纳入的是心脑血管风险低危人群,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不预防,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也很低的人群。研究发现,这类人群在使用阿司匹林预防后获益不明显。“这项研究最大的启示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才适合接受阿司匹林的一级预防,而不是所有人。”刘治军强调。

第三项研究是ASPREE,该研究纳入的是健康老年人,并没有考虑心脑血管风险。对此,刘治军直言:“该研究是观察阿司匹林应用对健康老年人的死亡、痴呆或持续性身体残疾的影响,不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心脑血管疾病一级预防的研究。”

二级预防的作用毋庸置疑

“尽管如此,阿司匹林在心脑血管疾病二级预防中的意义和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刘治军强调,如果想延长自己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阿司匹林的终生预防是必须的。前提是患者不存在阿司匹林禁忌症。

而且,以欧美人群为基础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实际情况。近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给我国带来了日益沉重的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负担。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中国有约2.9亿心血管病患者,其中高血压2.7亿,心肌梗死1100万,卒中1500万。

来自中国冠心病医疗结果评价和临床转化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31个省170万35—75岁成年人中,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占9.5%,但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一级预防的使用率仅为2.4%和0.6%,远低于同期美国高危人群。

“预防措施的不力导致在同等程度危险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成人发生致死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远高于欧美、日本或韩国人群。而目前,一盒原研的阿司匹林肠溶片(30片)售价15.4元,可以服用30天,每天平均5毛钱,如果用在对的高危人群身上,可以显著降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刘治军说。

使用需严格把握适应证

那么,哪些人是阿司匹林一级预防的正确人群呢?

“大家应该接受这个科学的观点——阿司匹林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有助于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但是能增加出血事件风险。所以,要严格把握适应证,而不是每个人都随随便便使用。”刘治军说。

孙永安表示,年龄、种族、男性、糖尿病、吸烟、高血压均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发生有关,而这些因素是公认的心脑血管事件危险因素,即在同样出血性风险的情况下,心脑血管事件风险越大,阿司匹林治疗的获益越大,同时出血风险也越大。“当预防心脑血管病事件的获益明显超过出血风险时,使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才有意义。”孙永安强调。

因此,阿司匹林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时,必须权衡获益(减少主要心血管事件)和风险(增加出血、胃肠道不适等)。

是否需要阿司匹林的一级预防,还是得去正规大医院接受专业医生评估。“医生会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经验给出用药建议,包括是否使用、使用剂量、使用注意事项等。判断究竟能不能使用阿司匹林,有既定标准但更要考虑患者个体化情况,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孙永安说。

“切记不能随意自我药疗,因为已有多项研究认为,滥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会增加出血风险。”刘治军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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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可用阿司匹林做一级预防

阿司匹林的一级预防要把握两点:一是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二是出血低危人群。按照《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2017)》和《阿司匹林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19更新版)》(即将发表)的推荐意见:年龄大于等于70岁或小于50岁的人群、高出血风险人群、经评估出血风险大于血栓风险的患者不宜进行阿司匹林一级预防。

下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可以考虑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前提是先评估患者获益-出血风险比,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预防用药。如果患者幽门螺杆菌阳性,建议先根除后预防。

①10年预期ASCVD风险≥10%的50—69岁成人;

②高血压患者,年龄50—69岁,血压得到控制,伴有至少2项其他主要危险因素*;

③糖尿病患者,年龄50—69岁,伴有至少2项其他主要危险因素*;

④不符合以上条件的50—69岁成人,伴有至少2项主要危险因素*,且冠状动脉钙化评分≥100或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狭窄 50%。 p=

* 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男 55岁、女 65岁发病),肥胖。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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